文/张俊彪
我从部队退役，是1975年初春。部队司令部在兰州华林坪一个老旧的城堡里。那时候，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诗歌、散文和短篇小说，因为在部队报道组，也发表了一些政论文章和新闻报道，在社会上产生了一点影响。听说我要退役，甘肃省文化厅派群众文艺工作室的蓝坪带介绍信，甘肃人民出版社也派文艺编辑室的余嘉瑞带介绍信，先后来到部队找首长联系，希望将我连同档案移交过去，由这两家单位接收安置工作。部队还是坚持要将我送回农村，并提前将我一个人的档案邮寄给正宁县武装部，以彻底斩断我想留在兰州工作的念想。甘肃人民出版社还是将我留下来工作了半年，后 来也打电话向正宁县武装部调过档案，遭到拒绝，我只好回到农村割了一季小麦。
青年时期的刘锋在麦田里守望
世上总是好人多，我在兰州期间，庆阳地区群众艺术馆刘玉柱馆长来兰州汇报工作，蓝坪将我找去介绍给刘玉柱，希望他能解决我的工作，去他手下做事情。刘玉柱是个文化人，耿直爽快，当即承诺让我回去后就去西峰找他。我离开兰州时，蓝坪又给刘玉柱写了一封信，再次举荐。我回老家割小麦，也不忘给刘玉柱写了一封信。我心里明白，信发出去，还得有些实际行动。于是，白天割小麦，晚上坐在炕头的煤油灯下写小说。这一季小麦割完的前一天，《甘肃日报》副刊整版发表了署名“社员张俊彪”的小说《丰收》。小麦收割完的那天上午，天高日丽，万里无云，天边蒸蔚着一抹澄蓝洁净的地气，我拉着架子车，从麦茬地里将麦捆往打碾场里运送。这时候，永和公社书记樊立坤骑着自行车，戴着洁白放光的大草帽，上身白净的涤纶衬衣，下身蓝色的卡其布裤子，紫色的牛皮裤带系在腰里，穿一双黑皮鞋，一手插腰，一手用草帽搧着凉，站在打碾场麦垛的阳影里在等我。他见到我，笑着说:“今早接到地委宣传部刘锋科长的电话，要我上午亲自来通知你，带上粮票和钱，还有铺盖衣物，明天去地委宣传部报到，参加为期三个月的通讯员培训班。”
我到西峰报到后，被告知培训班共八人，安排在地委党校。当晚人到齐了，大家互相问了一下，也就认识了，都是来自各县的农村青年，个别人有城镇户口，大多都是从农村来的乡村青年。第二天上午，刘锋来到党校，他时任宣传科长兼报道组长，陪同他一起来参加开班仪式的，还有《甘肃日报》和甘肃广播电台驻庆阳记者站的两位记者，报道组的几个干部也来了。大约一个多小时，会结束后，刘锋留下来和学员交谈。除我之外，其他学员刘锋都见过，因为是他逐个选调来的，据说为了个别学员，他还坐长途汽车，到县城又借来自行车，跑到学员所在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去了解情况，做协商工作，最后还去了学员的农家。总之，这几个人，都是他一个一个选来的，可以说知根知底了。
退休后的刘锋在公园里漫步
刘锋来我住的房间，坐在木椅上，我坐在床沿上，第一次见面，谈话。他先做了自我介绍，然后再谈我的情况，最后说了培训学习的方法、任务和目的。他是陕西省旬邑县底庙公社人，我的原籍也是底庙公社，相距很近。我的出生地甘肃省正宁县永和公社和底庙公社紧邻，连畔种地。我注意听他讲话，观察他的表情和神态。他中等偏高身材，头发又黑又密，粗黑的浓眉，眼大目明，鼻子高耸，嘴唇红阔而又丰满；面白肤润，双耳高过眉尖，耳轮宽，耳垂隆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；说话语速平缓，面带微笑，显得气静神闲，温文儒雅，很有亲和感。他的面相和身体，是十分典型的陕西关中男人的体格和五官，但性格和气质，却很有一种南方人的柔和与沉稳，有西北人的气质，也有江浙人的神韵。命相学里有句话，北人南相，南人北相，是为有福禄之人的说辞，正好应了刘锋。这一年，他将近不惑之年。
刘锋衣着十分整洁，皮鞋很干净，坐姿很端庄。他说，地委缺少写材料的人，宣传报道组也很缺年轻的人手，宣传部书面报告地委书记张效飞批准，在全地区八个县挑选了八个青年人，举办一期通讯员培训班，将来能选一两个留在地委报道组，就是很大的成果。他还说，这次来的八个人，除了我，其他七个人，都是他打听了解了几个月，才物色挑选出来的。
说了一会儿话，后来有点像是聊天了。刘锋问:“地区群众艺术馆的刘玉柱馆长，你是怎么认识的？”我将蓝坪介绍认识刘玉柱的过程，如实告诉他。他平和地说:“蓝坪是个大文化人，写过很多散文和特写，我刚工作的时候，他在《甘肃日报》做领导，我们把他写的通讯和特写当范文，但一直没见过，不认识。”他停了一下，笑着说:“你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工作，我们听说了，但不知道你已经回家了。说来这事也碰巧，十多天前，我们正张罗着要办这期培训班，刘玉柱拿着一份报告来宣传部找领导，因为没有编制，请求部里加个意见盖个章子，他去找张效飞书记特批，先把你安排在群众艺术馆工作，再想办法解决编制问题。我听到这个情况，赶紧报告部领导同意，没经过正宁县，直接让永和公社书记通知你，先把你人调过来学习再说……听说正宁县也在打问你，如果回来，就留在县委报道组给县里写通讯报道。”他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说:“听说刘玉柱星期天没休息，带着几个干部给你打扫办公和住宿的房子，连床和桌椅都摆放停当了……昨天见了我，他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，还给我发了几句火。”他停住笑，坐直身子，挺大度地说:“刘玉柱人挺好，过一阵子，就没事了……反正我心里想，咱把事办成了，他生气，也没啥！”听他这么说，我才知道，我这次来通讯员培训班的来龙去脉了。
刘锋的全家福
三个月过后，这八个人，被分配在地委和行政专署的七个部门或单位。在这三个月里，刘锋先后找张效飞书记多次汇报，并呈报书面报告。张效飞是个老革命，资历很老，文化不高，没读过书，参加革命后自学识字，能大体阅读报纸和文件，但他看重有才学的人，特别喜欢好学上进的青年人，最终设法解决了八个编制，让大家都端上了铁饭碗。我心里明白，是刘锋让我转换了身份，改变了命运，从农村走进西峰城，从农民吃上了干部饭，我遇上了人生中的第一位好领导。在学习过程中，我不忘努力写作，先后在《光明日报》理论专版头条发表了一篇大块头的论文，又在省报省刊发表了几篇诗歌和散文，当然，也发表了几条反映庆阳现实生产和生活面貌的消息和报道。刘锋将我留在了地委报道组，我心怀着一种不尽的感激之情。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，不善言辞，情感从来不轻易表达出来，只顾埋头做事，将自己工作岗位的事情做好，以此来默默地报答领导的关怀和栽培，内心里抱定一种心态:绝对不能辜负领导的看重和期望！
走进地委大院，是我从来不敢做的一场梦。刘锋帮我圆了这个梦。地委大院在庆阳师专的对面，后院只有一座两层小砖楼，是常委以上领导的办公室，其余便是一大片的平房。单身干部，办公和住宿都在一个房间。报道组在大院后面一个角落的几间平房里，两人一间房子，靠里两个火炕，靠门窗两套桌椅，晚上睡在炕上，白天坐在桌椅前办公。省报和省台的记者，每人一间房。报道组唯一的女干部王喜绒，一人住一个房间。我和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干事祁廉清同房住。刘锋带我住下来，坐在椅子上，我坐在炕沿上，对我说:“祁廉清是个老干事，大学生，家在师专，这里就是中午偶尔休息一下，晚上他都回家住。我让你和他一个房，其实等于你一个人住，晚上看书写作，这里很幽静。吃饭，地委有食堂。”说真心话，能有这么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，我早已是心满意足了。
刘锋夫妻和二女儿刘雁平医学博
刘锋派我经常下去采写。年岁大的人，都害怕下乡，生活不方便，交通也困难，大多县城之外，都靠步行或是骑自行车，吃饭住宿常常在农家。刘锋笑着对我说:“你年轻，单身，坐在大院里，时间长了，会空虚。我派你经常下去，深入实际，接触生活，了解情况，对新闻报道，对你个人写作，都有好处。”我只是点头，其实内心里很乐意，因为外出采写，差旅费可以报销，每天还有两角多钱的出差补贴，在农民家里既能吃饱饭，还能节省钱和粮票，每天只交一斤粮票二角钱，我的下乡补贴就够吃饭了。
报道组有个武敬东，父亲是庆阳县第一任书记，家在西峰，比我还小一岁，已在报道组工作两年了。在西峰周边或庆阳县采写，刘锋派武敬东和我同行，他人熟地熟，走到哪里都方便。在宁县、合水、华池几个革命老区县里采写，刘锋便派王喜绒和我同行，她是宁县人，在地委工作已有好多年，对那几个县十分熟悉，也有很多熟人，走到哪里都会有她的熟人提供帮助。她知道我在收集陕甘宁革命历史资料，也有意识地带我去看一些战争遗迹，讲一些她所掌握的烽火岁月中的人与事。刘锋是一个心很细，也很善良的人。
刘锋又是一个很沉稳的人，遇事不急不慌，不惊不乱，性格也很温和，从来不发脾气，不乱批评人。我只见过他有两次真的生了气，但也就是不说话，闷声闷气地离开了。一次是祁廉清误了事，地委领导在小会上点名批评报道组，刘锋来房间，问祁廉清的缘由，没想到祁廉清火气更大，诉说了一气委屈，最后连地委领导都抱怨起来了。刘锋也是很生气，但他冷凝着脸，在原地转了一个圈，出门去了。还有一次是王喜绒采访对接出了错，耽误了一个新闻稿，刘锋受了宣传部领导的批评，来王喜绒的房间问情况。王喜绒当时突然情绪失控，脸都气红了，脾气也发作起来。刘锋几次欲言又止，嘴唇动了好几下，还是没出声，在原地倒腾着碎步，转身走了。在院子里，听到他大声地咳嗽，叹息……
.刘锋喜欢去图书馆消磨时光
不出两个月，我和王喜绒、武敬东就成了知己的同事。她和他，也很喜欢和我一起去执行采写任务。遇上节假日，王喜绒就用煤油炉子做好饭菜，喊我过去改善一下生活。武敬东也叫上我去他家里做客，他的祖母亲自做臊子面，他的母亲也做出很丰盛的饭菜，让我们两个坐在客窑里尽情享用。武敬东的老祖母酿出的米酒，远近闻名。有一次晚饭后，两个人坐在炕上说话，铁火炉子上搭了一大铝壶的米酒，估计有七八斤，一阵一阵地高谈阔论，一碗一碗地畅饮滚烫的米酒。后来，两人合衣躺下来，武敬东说起他恋爱的故事，一直讲到鸡叫头遍……第二天清早，两个人睡着起不来，他的老祖母听说喝了一大铝壶的米酒，吓坏了。
冬天的时候，省委宣传部来了尚玉明、谢昌余两位处长，要求地委派一个干部陪着下乡，调查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民生活，写出一篇调研报告来。刘锋派我去。我第一次表示不想去，担心完不成任务，给地委丢了面子。刘锋面色沉静地说:“尚处长和谢处长向地委领导提出，陪他们下去调研的人，一个是年轻，体力好，能跑路，能吃苦，最好在农村生活过，熟悉农村情况和农民心愿；一个是能写材料，最好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过论文的，将来调研结束后，讨论一个提纲，要执笔起草调研报告；还有一个是人品好，虚心，听招呼。你看，按这三条要求，地委领导和我掰着手指头，大院里找个遍，也就是你了。人家没有点名，估计知道你，所以，只能派你去。”
晚年的刘锋乐观通达
我硬着头皮，陪着小心，跟着尚玉明和谢昌余在庆阳县温泉公社，吃住都在农民家里，走访调研先后十多天。在一个薄雾细雨的上午，三个人坐在热炕上，讨论了调研报告的提纲，两个处长让我写出第一稿，然后一起修改，大体定稿后，他们就回兰州去。我起草了一天，他俩修改了一天，打道回府了。
时隔不久，那篇调研报告《红旗》杂志全文发表，《甘肃日报》很快转载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，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效应。这时候，我也接到了去省委写作者报道的调令。刘锋说，张效飞书记顶住不放人，话说得很硬。他问我的意见，我如实说:“我在地委，人熟了，工作也顺手了，这里离家近，回家看父亲和弟妹也方便，家里有个事，也好照应一下。去兰州，虽然好，但人生地不熟，特别省委写作组，我的水平差，胜任不了，哭起来连泪都没了。”刘锋听得直笑。
过了几天，刘锋来找我，说:“张效飞书记顶不住了。听说省委写作组的组长吴天任部长去找省委书记，告了张效飞书记一状，省委书记让吴天任部长亲自给张效飞书记打电话，限令你年底前去省委报到上班。眼看着元旦不到一周了，去兰州路上最少要两天，你准备一下，这两天就得动身了。”吴天任是吴仪的兄长，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五人写作组的组长，刚过不惑之年，有水平，敢作为，一言九鼎。
刘锋在家里准备了晚饭，带我一起去，说是为我饯行。他家离大院几分钟的路，一个平房小院，很温馨祥和的家庭氛围。他的妻子十分精干，善于言谈，热情周到，菜已摆上桌子了。刘锋让两个还未上学的女儿去厨房吃饭。他开了一瓶西凤酒，招呼我坐下来，边吃边喝边说话。他叮嘱一些去省委要注意的事项，也帮助规划了从西峰坐班车，在西安换乘哪一趟火车，让我把行李托运了，火车上人多拥挤，不要因行李而拖累了人。离开他家时，两个小女儿已经睡熟了。
清晨，我刚起床，收拾好行李，刘锋就来了。我从床上到身上，穿的用的，全是部队带下来的旧物件。刘锋将背包放在自行车货架上，将旅行袋挂在扶手上，推着自行车送我去长途汽车站。鸡叫三遍，冬天太阳醒得迟，满天繁星，启明星刚露出一个亮丽的圆脸。城市没有路灯，远处的天际闪烁着白蓝色的天光地气。大地还没有醒，城市尚在沉睡中。刘锋送我上了车，站在车窗的外面，告诚说:“西安车站人多，小心行李。等上午九点多，我给省委宣传部秘书处尚玉明处长打电话，告诉你的火车时刻，估计他会派人去接站。”隔着车窗再次握过手，车缓缓出站。我看到刘锋在晨光朦胧中，推着自行车的身影，高大而伟岸……
2023年5月16日于深圳